侠者金庸：左手《明报》，右手长剑(2)

金庸后在其著的第一部历史人物评传《袁崇焕评传》中写道：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这部短短的后记写于1956年。此时，他已离开大陆8年。

3

1972年，《鹿鼎记》完稿，金庸封笔。

17年来，他亲手开创了一个浩瀚雄奇的武侠世界。忽然间，他写了韦小宝这么一个狡猾、无赖、好色、滑稽的小流氓，以及他的不朽历史。就好像一个骑士小说家创造了骑士小说传统，然后用一个堂吉诃德，推翻了自己设定的世界。

书中，陈近南、顾炎武和黄宗羲，都是反清复明的遗老，秉持民族信念，逆天而行，悲壮而执着。韦小宝问他们：明朝皇帝好不好？有没有康熙好？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反清复明？他又回去问他妈妈，自己爹爹究竟是哪个族，他妈妈也说不清。

这种黑色幽默，其实是金庸给出的另一个答案，更油滑，但可能更现实。

最后，陈近南死了，但也许是唯一合理的结局。至此，黑白分明的侠的时代也就结束了。韦小宝和康熙属于后一个，更现实更聪明的时代。

80年代起，香港开始有人称金庸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

金庸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两岸三地游刃有余。他多次对《明报》记者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大陆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

1985年，金庸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1995年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但他一直否认自己从政。他称，自己是为了“报恩”。香港人待他极好，除了写小说办报外，还应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的基本法。

而在此前的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大陆，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他返港后发表谈话，隐含着对大陆政权由衷的认同感。他坦称对邓小平“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

有人对此评论：数十年来，读金庸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但金庸本人却认为：“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4

几十年来，金庸在《明报》社论中，对中国政府与邻国领土问题态度一向强硬。例如1960年初，中国与缅甸谈判领土问题时，他在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外交策略而过分让步。属于中国的疆土一寸也不能退让。”

此时的他仿佛是郭靖时代抗原抗金的襄阳城义士，袁承志时代驻扎长城抗清的侠客。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新的平衡。即使他在香港接触了西方流行文化，但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齐治平”情怀。

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家世系浙江海宁查氏，康熙二十七年翰林院庶吉士查升的后代。浙江海宁带来的远不止士大夫精神。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钱塘江大潮“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眼望大海，却是平静一片。” 

他笔下的江南，湖山烟云、迷离飘渺。《射雕英雄传》中，黄蓉指着那渔舟道：“烟波浩淼，一竿独钓，真像是一幅水墨山水一般。”郭靖放眼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阳橙黄，晚霞桃红。只有极其熟悉太湖一带风光，并且热爱这一意境的人，才有这样饱含深情的笔触。

金庸在小说里展现的深远的家世感，从基因和回忆里摄取了江南的风物和美学意象，又顺着它们触摸到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风骨。

2000年，金庸自传性散文《月云》发表。离他“封笔退出江湖”过去整整30年。

万字左右的故事讲述了小名叫宜官的金庸，幼时和一个叫月云的小丫环交往的故事。少爷宜官和陪嫁丫头月云淡淡的暧昧，始于宜官把自己的糖年糕给她吃。后来，他给她讲故事听，她却听不懂。日本人占领家乡后，全家散了，宜官再没有见过月云。

金庸在《月云》结尾写道：“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珠时哭得更加伤心。”

“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没有人知道，金庸临走时，想起的是《明报》时的铿锵岁月，还是武侠世界里的快意人生。

或许，他的思绪又一次追溯到海宁的袁花镇，宜官把糖年糕放在月云手里，对她说：“烫的，慢慢吃，吃了还有。”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知乎@张佳玮、《金庸：一代报人与政治的进退》、《1962：进击的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