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起诉状的末尾,施兵还附上了两本教材的勘误表。例如,施兵指出,《读本》中“第81页a witnesses去掉es用单数”,“第182页 censure the information(审查信息),审查应为censor,censure意思是斥责”;而在2015版《大学英语新题型水平测试下册》中“第60页the sue of the materials(使用原材料),使用应为use不是sue”,“第176页star a car(发动汽车),发动应为start不是star”。
为此,施兵提出: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和违约赔偿责任各1元、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1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1元,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11月18日,施兵对澎湃新闻称,2017年8月自己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发现,《读本》与该书最新2016修订版同时在架销售,他先后找了多个部门反映,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决定起诉。
施兵称,法院已受理他的起诉,11月15日他拿到了法院的传票,该案将于12月12日开庭。他出示的北京海淀区法院送达的传票显示,该案案由为“产品责任纠纷”。
“既然是产品质量纠纷,那起诉的对象应该是生产者和销售者,即出版社和书店。”21日,被告的訾缨针对此事回复澎湃新闻称,市面上同时流通着新旧版的教材,主要是因为书籍质量达标,出版社只能建议书店下架旧版,而不能强制召回。
訾缨表示,出版物的质量应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把关,诉状中的两本书里错误没有施兵罗列的那么多,“语言是动态的,有三分之一都可以商榷。”
另外,她还指出,施兵是《读本》第二版的副主编,主要职责就是校对,同时也是《新题型》的编者之一。“他(施兵)购入《新题型》时知道这本书因四级题型改革已经不再重印再版,同样,购入《读本》时,经过修订的第二版也已经出版了,所以他的行为属于知假打假。”
施兵所列的部分教辅类书籍、社会教培机构教材的错误示范。
着眼源头,呼吁从制度上防错、纠错
“教材事关公共利益,要对得起广大学生,对得起专业。”施兵说,“全国每年新出版的教材上千,还不包括正在课堂和图书馆使用的旧版教材,所以要呼吁政府部门从制度上防错、纠错。”
此外,施兵称,他也关注到目前对于“市场流通中的错误教材”并没有相应的处理办法。他建议,可以设立教育、文化市场执法和出版三方联动机制,打破“只扫门前雪”条块分割的僵局。由教育部设立教材抽检办总公室,协调全国各区各片的分支办公室抽检教材。
对于如何从源头上预防教材出错,他认为,“国家重大项目的招投标,资格审查应从严,成果验收从严,并督促相关高校加强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建设和敬业精神培养。”
施兵说,下一步,他将更加关注高校图书馆在架的那些服务学生的教辅类书籍以及社会教培机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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