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医药“缺芯”之痛：细胞模型依赖进口(2)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细胞模型是上世纪60年代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的生物医药产业“芯片”。目前使用的癌症细胞模型则是使用了几十年的永生化细胞模型，这些永生化的细胞系经过数千代培养，已经适应了与原生环境完全不同的体外培养皿环境，细胞基因组成和生物学行为均发生改变，而且存在大量的相互交叉污染问题。

　　此外，这些有限细胞系的生物学行为仅代表了用于建立细胞系的患者个体的一部分病理情况，却忽视了即使在同一病种中不同患者的病理异质性问题。这就导致基础研究的结果和药物研究的结果临床应用的转化率过低。

　　据介绍，2003～2011年，全球范围内新药研发临床通过率极低，抗肿瘤小分子药物研发成功率大约仅有7%。这些研究和开发困境与大规模广泛使用永生化癌症细胞系有直接关系。

　　这种情况显然无法满足精准医疗的需求。于是，在时下个性化治疗成为主流的精准医疗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摒弃永生化细胞模型，转而研发使用更能反映癌症患者病理特性的源自癌症患者的肿瘤原代细胞模型。比如2016年初，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宣布停止使用在癌症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中使用了几十年的NCI—60永生细胞体系，并推荐使用患者肿瘤原代细胞代替原有的癌症细胞系。

　　在刘青松看来，“这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巨大的转型和产业升级，这相当于在细胞模型的问题上，全世界又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刘青松解释说，肿瘤原代细胞是进行基础病理研究的基础战略资源，也是进行药物开发的最好的个性化检测模型。中国人的癌症高发病与国外并不完全重合，针对同一种癌症，中国人的分子分型与国外的分子分型也并不完全重合。因此，针对中国人的癌症进行研究，必须要依托中国人的原代细胞进行病理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开发，这样才能使我们开发的药物有针对性，适应中国人的发病机制。

　　显然，在这一轮竞争中，谁掌握了肿瘤原代细胞的源头战略资源和可再生关键技术，谁就从战略源头控制了这个产业。而据刘青松介绍，近几年，美国、英国、荷兰、瑞典、韩国等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发这一技术，以争夺对国际生物医药领域的战略性控制权。

　　细胞银行的价值

　　尽管使用癌症患者的原代细胞进行研究和产业开发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但由于能从癌症患者身上获取的含癌症细胞组织的量较少、原代细胞体外培养成活率极低、扩增代数有限等原因，这种思路一直不能大规模应用。

　　这就使发展能够不改变病理特性的原代细胞快速扩增技术成为实现使用癌症原代细胞的关键技术。

　　据了解，近年来，刘青松及其团队在精准医疗领域开发的肿瘤临床精准用药技术在国内多个省份推广应用，接触了数千例患者的鲜活组织样本，为进行“新型癌症原代细胞体外扩增技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临床资源支撑。在此基础上，该团队开展了多种癌症原代细胞的重编程体外扩增技术的开发，可在1~4周内实现原代细胞的大规模扩增。并且基因检测发现，这些涉及白血病、乳腺癌、肺癌等10多种中国多发癌症的原代细胞基本保留了患者的原始基因组病理信息，并在6代以内对药物的敏感性能够保持基本一致。

　　刘青松表示，虽然该团队实现了癌症原代细胞快速扩增的技术突破，但细胞模型资源毕竟有限，且从全国癌症生物医药发展需求看，仍亟待建立基于中国人的可再生癌症原代细胞生物银行。

　　据记者了解，可再生癌症原代细胞生物银行以原代细胞快速扩增技术为核心，通过收集癌症组织资源，经过一系列技术改造，将其变为可再生的癌症原代细胞，再对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输出细胞整合资源，通过有“入”有“出”类似银行的运行模式，可为我国癌症研究和诊治提供源头科技资源支撑。

　　刘青松解释说，之所以叫细胞银行，是因为希望其具备3个特点：

　　一是有进有出，而不仅仅是保存；

　　二是量大，充分体现病理的多样性；

　　三是少进多出，通过对入库的生物样本进行技术改造，使之有数量上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