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邓小平参观了村委会、文化室。看到路两边新建的三、四层楼,他连声肯定“发展得好”。到了渔民们的新村,他又提出要亲自到老渔民家中看看,时任渔民村村支书的吴柏森便把他迎进了自己的家门。
邓志标回忆,当邓小平了解到吴柏森一家人的人均月收入达四五百元,渔民村户户都是万元户时,高兴地说:“比我工资还高呢!全国农村都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一百年。”
走出吴家的大门,邓小平边走向渔民村边问道,“是不是每家一栋?是不是共同富裕起来了?”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邓小平又问村民们还有什么要求。吴柏森说:“要求不敢提,唯一怕的是政策会变。”听完,邓小平哈哈大笑:“变,党的政策肯定会变,但只会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改革开放初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曾让包括渔民村村民在内,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深圳人承受着压力。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的这个表态,让他们一下定下心来,更加充满信心。
视察完渔民村,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特区第一阶段的高速发展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束对深圳的视察后,邓小平欣然为深圳挥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从此,飞速发展的渔民村也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1985年前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渔民村引进企业,宝石厂、表带厂、家具厂等纷纷在这里落地。
第二年3月,渔民村集体企业公司成立。村里每户集资了2万元,兴建起了工业大楼大厦,为外商提供厂房、劳务介绍、手续办理等整套服务,以投资形式吸引港人前来合办小型加工厂。村民收取租金,一片红火。
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止。
1992年,深圳着手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11月28日,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批村办的股份制公司。
村集体变为股份公司,渔民村人也由农民变为市民,个个当上了股东,除了获取分红外,房租也成为村民的一大固定收入。原村民每户人家每月仅靠房租一项就有1万余元净收入。当时全村140多人每人年收入过万元,“万元户村”变成了“万元户人”。
城中村改造范例
由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木棚到八十年代的楼房,再到如今的时尚住宅区,渔民村人梦想成真。
渔民村的变迁,是改革开放硕果的一个缩影。
新世纪初,深圳市罗湖区将渔民村作为旧村改造试点,希望能由此推动城中村的重建。渔民村专门成立了旧村改造领导小组,着手改造重建工作。
当时情景是,“握手楼”“亲吻楼”遍地开花,这样的房屋不但通风采光差,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由于供水、供电、排水、排污等设施整体不合理,经常出现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的问题。
38岁的邓国华的青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握手楼”之间。“那时候就是个脏乱差的农村,大家过得都不舒服,但又没办法,舍不得那些租金。每家每户都在,没有哪家不在加盖的。”
渐渐地,村民们想改变现状,开始寻求统一的办法和管理。而改革的每一步,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那时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说服村民。”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兴炎回忆,“一些早期就加盖房子的村民还好,那些这一两年才刚搭建完成的村民肯定有抵触情绪,如何劝说他们,是工作的难点和关键”。
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渔民村全体村民通过集资、向银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9000多万元,推倒了“握手楼”,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创造了“村股份公司自己组织改造、村民自筹资金”的独特改造模式。
作为第一批城中村改造的范例,黄兴炎坦言,渔民村“总先一步”的改革理念是根本,“你回看深圳发展就会发现,渔民村改造重建的那几年,正是深圳建材行业成本最低的那段时间”。随着深圳住房市场的迅猛发展,此后城中村的改造,光在成本上就花费得更多。
而对于渔民村的村民来说,如果1992年由村民变成市民,是迈出了与“城市人“身份差距缩小的第一步,那新世纪初的这次旧村改造,使得渔民村人与“城市人”基本融为一体,并实现向现代城市居民的转变。
与此同时,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物业管理子公司,将村内大量富余房屋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红。
而在靠近渔民村小区西侧的一块约5000平米的空地上,一栋建筑面积约为2.8万平米、99.95米高的LOFT精装住宅公寓早在几年前也已经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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