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2)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于是我就开始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乱投医,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时候北京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