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3)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的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的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语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的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我瓜分了他们的生源,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第三,这个项目剩下来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会分下去,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奖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部分,这个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总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为我俞敏洪这么一个人,坏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的。试想,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这个处分下发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的,没有人同情我,我当时确实是犯了众怒。

后来想想自己也做得挺过分的,断了别人的财路,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不满。但是短期英语培训项目收入的减少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来办班,别的学校的老师也会在外面举办培训班的,一样还会分流学英语的学生生源的。所以说我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责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园内办的培训班多教课,多增加点收入,但是他们说我们这个培训班现在哪有你教课的地方,因为当时各个培训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课,不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课时让我挣钱。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时候分那么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办法,学校里也得讲究论资排辈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师,只能排在资历深的人身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混吃等死,还是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正好,赴美国求学的机会给我提供了一个需要挣钱的理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课挣些外快,结果还被学校发觉并给了一个处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我的处分,大意是我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严重影响教学秩序等,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校方在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我通气。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为这个处分,当时北大已经有了闭路电视,这个处分在闭路电视上也播放了无数遍,用来警示其他人。对别人起到什么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结果是我在北大出名了,走在路上的时候,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把我认出来,身后常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哎,那个人就是电视中看到的被处分的那个俞敏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面子一下子被丢在了地上,任人践踏,这种滋味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当时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摆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我心里始终会有一道坎迈不过去了。这个处分带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所有物质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障碍却更难克服,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么舒心了,就想到了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