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场舞声中死去的男人(4)

　　其他跳舞者，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其他子女那儿，有的到周边小区去跳。何萍也去别的小区看过，觉得他们动作精致，自己学不来，不好意思跟着跳，看几分钟就走了。

　　她觉得跳舞的人并没有责任，“你如果有病，吵不得，你应该贴个通告出来，或者跟保安说一声。你没贴一次通告，我们晓得你是不是有病呢？”

　　周菊梅说，丈夫自尊心强，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心脏病，衣服领子低了，都会带个玉佩挡住胸口六七寸长的伤疤。她反问，“我不可能说我老公有心脏病，到处去张扬吧？”

　　另一名当日跳舞的人也认为，跳舞声音不大，时间也不长，“他老婆不让他下来，不也没事？都是他自己家造成的。”

　　何萍说，跳舞的基本都是农村的，没什么钱，捐款的话可能有人捐，但赔偿肯定不愿意。自己平时连二三十块的菜钱都舍不得，几百块钱更没法赔。她反复地说：“我们老人家哪有钱赔啊。”

　　“要是自家出了这样的事，你看他们还会这样说不？”陈丽华说，出事后跳舞的人都在逃避，很多不在小区住了。她觉得他们应该负些责任，自己以前跳过舞，也愿意出钱，但没人牵头。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她叹了口气。

　　“一切都成泡影”

　　10月的长沙，几场雨后，愈发清寒。

小区广场

　　小区里行人寥寥，周菊梅从广场走过，总会忍不住停下。痛苦、悲愤、无助，不断撕扯着她。她开始借助酒精来麻痹自己，每晚喝些小酒才能入睡。梦里，贺香槐对她说，我洗完澡就走了，她说等等我，怎么也追不上。

　　两人相识17年，双方父亲是小学同学，家在江西吉安市不同的县。周菊梅有5兄妹，她排行老四，父亲是林场森工，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工作。从林业技校毕业后，她进林场干了一年，之后去东莞一家厂里做行政。

　　贺香槐比周菊梅大4岁，是家中独子，排行老四。父亲做过村队长、乡镇山林规划负责人，后在家务农，母亲帮人接生。大专毕业后，他到东莞机械厂做关务。

　　2003年，两人结婚，年底生下女儿贺晓琳，四年后生下儿子贺晓勇。婚后夫妇俩在外打工，父母在家带孩子，过年时才一家团聚。

　　在周菊梅眼中，丈夫性格内向又有些小幽默，文质彬彬，不善表达，再生气也不会大吼大叫，在孩子面前也有些不苟言笑。来长沙后，才跟孩子亲近起来。

　　他爱运动，爱看书，卧室书架上，一半是他的书，朋友圈和QQ空间里，经常会发些记录生活或是鼓励孩子的话。

　　女儿卧室墙上，至今还贴着他手写的龙应台给儿子的鼓励：“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另一张纸上，他写下年份和孩子们上学的时间表，2025年女儿大学毕业，2029年儿子大学毕业……

女儿卧室墙上，还贴有贺香槐写下的时间表。

　　他期待着，儿子上大学后，和妻子回老家种点花种点菜。

　　“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周菊梅哽咽起来。

　　10月11日晚，记者来到贺家时，周菊梅正在厨房洗碗，贺父一个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贺晓勇在房间写作业。

　　房子干净而朴素，有种说不出的清冷。从阳台往下望，广场上灯光灰暗，零星几个人影。偶有小孩子的尖叫声传来，清晰刺耳。周菊梅说，“这还算好的，之前广场舞声音更大。”

事发后，小区广场安静了许多。

　　悲痛将这个家庭压得喘不过气。贺父跟老家朋友打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惨。”

　　15岁的贺晓琳仿佛一夜间长大，不再爱偷懒，放假后，她会主动帮妈妈洗碗、找她说话。在学校，她经常睡不着，周菊梅安慰她不要想爸爸，“想哭的话，回来后在妈妈怀里哭”。

　　贺晓勇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他和姐姐第一次坐火车去东莞过暑假，四个人睡一个小小的房间。爸爸会陪他下围棋、打篮球、踢足球，爸爸赢了他就耍赖哭。而今，他不再撒娇，会挽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