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传销组织骗局：第一课是洗脑 吃馒头要说在吃鲍鱼(2)

　　一名办案人员说，新人先会被要求在“课堂”上朗读成功学书籍，甚至背诵上课内容。下课后，新成员回到寝室，而寝室里通常除了他之外几乎全是被洗脑成功的老成员，“老成员会‘监督’新成员的洗脑程度，等到新成员‘思想稳定’了，守规矩了，才能让他与其他新成员住在一起”。

　　寝室通常是15~30人，男女混住，条件艰苦。普通成员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有时，挑着凌晨或晚上，他们还要抱着“床铺”到庄稼地里睡觉，去树林、野地上课。组织里把这种行动叫“拉练”。

　　由于出行“昼伏夜出”，过去一段时间，很少有村民留意过这批年轻人的存在。

　　“发财发财发财”这样重复的口号成为生活常态，甚至，连吃饭喝水也与发财联系在了一起。

　　令办案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有传销成员反映，他们喝的明明是白开水，却被要求大声说自己喝的是五粮液，明明在吃馒头，上级却要求他们认为自己在吃燕窝鲍鱼。

　　“大家关系挺‘融洽’的。”吴百有对记者说，农家院里多是老乡，总有人找他聊天。陈明霞也看到，这里一群年轻人一起玩，每个人都特别有激情，因而她也未过多防备。

　　若有不服气的，有的成员则会被热水烫、用打火机烧，或遭到各种方式的殴打。

　　反侦查手段在进入组织的那一刻已经用上了。安次区一名民警透露，只要被骗入农家院，每人的手机、身份证都将被没收，“上级”规定不能告诉别人真名，相互之间只能称呼化名。

　　同时，每半个月左右，传销组织会将每个农家院的人员调整，加速人员流动，确保同一寝室的人相互难以熟悉。

　　银行卡也被动了手脚，前述民警说，有的“头目”会随机选择数名成员，让其告诉银行密码，之后这些卡被用于传销人员购买产品、相互转账。

　　这些方法流传于各地，不用再重新“发明”。办案人员说，此次抓获的一名女生，个子娇小，一脸单纯，但却是传销组织一名最高等级的“一级头目”。

　　不少成员都试图提升自己的等级。按照“蝶贝蕾”的规定，“一级头目”不是固定的，一旦下线达到一定的“业绩”，新的“一级头目”就诞生了。而当熬到“一级头目”，便可不在廊坊生活，只需要通过网络、电话作一些决策，比如洗脑、收入方式或窝点选址。

　　相较而言，“二级头目”必须在廊坊生活，更低层级的“三级头目”需要时刻监督低层传销人员，经常去各农家院转转。

　　捞回成本，赚钱，甚至实现“自我价值”——这成为不少人深陷传销的理由。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其实，不少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多名嫌疑人谈到了一个普遍心态：不甘心动辄十几万元打了水漂，“而唯一捞回钱的方法，是投入更多钱，发展更多下线，慢慢在组织里成为领导，赚其他人的钱”。

　　以往极少认定的罪名

　　“蝶贝蕾”传销组织2017年3月发生的一桩刑事案件，加速了它的覆灭。

　　彼时，1993年出生的大学生邱某被同学以求职的名义骗入了“蝶贝蕾”窝点。在安次区杨税务乡和平村的一处出租院里，传销成员要求邱某入伙，邱某始终不从。

　　多名传销人员随后往邱某嘴里灌水，几碗水下去，邱某一动不动了。法医鉴定，邱某系生前颈部受扼压及异物(胃内容物)吸入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当年12月，廊坊中院一审判决多名传销人员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分获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5年不等。河北高院此后维持原判。

　　而在天津，大学生李文星2017年7月因误入“蝶贝蕾”而意外死亡的事件，亦引起舆论关注。

　　安次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经过梳理发现，实际上，2013年开始，辖区内陆续有“蝶贝蕾”的相关案件出现，常见涉嫌罪名是非法拘禁、抢劫等，模式及组织架构十分固定，甚至，一些案件中的名字，在另一个案件里也出现过。

　　这引起了安次区有关部门的关注。随后，他们汇总了与“蝶贝蕾”有关的所有行政违法、刑事案件资料，试图梳理每名传销人员之间的联系，最终掌握了三级以上传销头目的大致脉络图。

　　被告人山斌林最先出现在政法部门的脉络图上。在大学生邱某死亡案件中，一名罪犯供述称，自己是“三级头目”山斌林的下线。从山斌林入手，办案民警陆续又发现了吴百有、潘明明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