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传销组织骗局：第一课是洗脑 吃馒头要说在吃鲍鱼(3)

　　“一个‘二级头目’不知道上线的真名，一段时间案件僵持住了，后来，我们在他的支付软件上找到了线索。”该民警说，他发现，一条支付记录上的数字是2900的倍数。

　　敏感的民警顺藤摸瓜，果然，对方是以往传销案件中难以查获的“一级头目”。

　　嫌疑人陆续归案。陈明霞那时已离开组织，回到正常生活，而有的人在邱某死亡之后躲到外地避风头，见到廊坊民警，反而舒了一口气：“你们终于来了。”

　　办案检察官对记者分析，与以往案件的显著不同，在于此次案件起诉罪名包括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按照法律规定，这个罪名要求嫌疑人至少是“三级头目”，且组织包含30名以上的成员。

　　“怎么证明有30名以上的成员？得有相关证人证言，并且能和相关书证等证据形成证据链。”检察官表示，但是，一些传销成员反侦查能力强，而且人员流动大，有时很难确认彼此真实身份。一旦出事，他们常会先躲到小树林，这给取证、讯问都带来困难。

　　检察官说，这次，安次区相关部门工作力度很大，最后以涉嫌该罪起诉，“确实是一个突破”。

　　多部门综合治理

　　2018年12月4日，安次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山斌林、吴百有、潘明明、陈明霞于2014年年初至2017年3月在安次区杨税务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3项罪名。

　　其中，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4名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定罪方面均无异议，陈明霞等人的律师则提出当事人有受人引诱欺骗、已脱离组织等情节，建议量刑时予以考虑。

　　该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往传销案件的被告人多是组织的低层人员，多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等，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高级别成员很少，而该案的证据达到了相关定罪标准。

　　案件一审告一段落，不过，在安次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看来，这离最理想的局面仍差“最后一公里”。

　　为了解救受骗大学生，这名负责人曾亲赴“打传”前线。他与受骗者谈了一晚上，第二天，一部分大学生才联系了家里，有的则推称老家村里没电话，“本来最理想的局面，是解救时所有人都能有家里联系他们，把他们接回家”。

　　最终，家里能接的毕业生，接回去了；不能接的，受骗者自己买票回家了；实在没钱，安次区打击传销办公室先出钱买了车票，再把时间、车次告诉对方家里。

　　一些受骗大学生不愿回家的理由，令人唏嘘：有的人沉沦于男女混住，不愿回归正常生活；有的人家境贫寒，2900元对其分量很重，总是不甘心；有的人做着发财梦，想继续坑害别人。前述负责人将此问题总结为“打而不散，遣而不返”。

　　每当这时，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传中队队长武斌常跟受骗者谈心，“我跟他们说，你去打工，能赚三四千元，你在这待一个月，反而要掏钱，吃的还很脏，十几个人住一个屋子，甚至不让你出去。如果正常打工，肯定不会被限制自由”。

　　“人不可能一夜暴富。”武斌说，谈心基本是“一对一”进行，否则人一多，受骗者就可能听不进去。一个窝点十几人，有时上午解救，要到下午或晚上才能挨个谈完。

　　今年的情况已好了不少。多名受访人士回忆，过去，一些受骗者认为解救人员是“砸了他的生意”，甚至说解救人员才是骗子，有的受骗者则嘴上说不做了，也看着他上火车了，但半路却又折返回来。

　　事实上，面对传销，安次区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安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长王玉江介绍，该区抽调了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力量，成立了一只专门的打传队伍，并组织小区、村庄进行反传销的大量宣传。

　　“宣传了群众就知道，传销人员和普通人有不一样的举动。线索也会及时告诉相关部门。”武斌分析，比如，多是群居，一个屋子住十几个人，而当地普通租房通常是一两人或一家人住；和人聊天说话，喜欢介绍所谓产品，眼神和举动也与常人不同。

　　保护年轻人更成了十分要紧的事情。安次区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安次区辖区集中了廊坊市多所高校，为此，他们组织大量人力进高校宣传，提示毕业生莫误入传销，把预防针打在学生走出校门之前。

　　本报河北廊坊12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魏晞 记者 卢义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