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存在,最先我是从外婆那儿知道的。见到她时,姐姐已经是一名中学生,这时我父母对这件事也不像从前那样讳莫如深。姐姐作为老三届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被送到农村插队,那一年她才十五岁,去的是一个茶叶农场。我对姐姐最早的记忆就是在外婆家,外婆捏着姐姐的手,长嘘短叹,姐姐每次都是背着她的父亲和后母来看外婆。因外婆为姐姐从小受虐待的事,上门大吵过好多次,双方积了仇。对方不允许姐姐与外婆家的任何人来往,包括我母亲。即使如此,善良宽厚的姐姐每次从农场回来,总要捎一斤刚上市的新茶给我父母。
我保存的最早的一张姐姐的照片,就是与我们全家四口人一起拍的,证明此时父母已不愿继续让姐姐伤心,至少在表面上。照片上的姐姐,穿着一件肥大的灯芯绒外套,如果那时她还像个城市青年的模样的话,日后的生活把她的外形改造得与我们全家人的反差越来越大。
我对姐姐的深刻的一次记忆还是在外婆家。姐姐从农场回来,挺着大肚子,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外婆面对她坐着,抚摸着她的手。这时我才知道,刚满二十岁的姐姐就要做妈妈了。原来她的茶场附近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那儿的职工享受国营企业工人待遇。经好心人撮合,姐姐认识了我的姐夫——一个退伍军人。姐夫从部队下来,被分到建设兵团负责组建一座小型煤窑。在回城无望的情况下,姐姐把自己的终身托给了一个农村出身、与她文化水平有差距的人。这条路走得与母亲何其相像!不同的是母亲迫于无奈,姐姐则是自己情愿的。七三年国家有了新证策,所有老三届知青都可以申请樊斍,姐姐因已在煤窑安了家,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当时听到此事,立即联想到自己前一次婚姻的不幸,坚决反对。一个十九岁女孩,一旦结婚,回城就彻底无望,这意味着姐姐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前途不可想像。母亲连夜搭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乡下,劝姐姐三思后行,不要重复自己的悲剧。因无养育之恩,姐姐哪里听她劝阻!前脚答应了母亲,把她打发走,后脚就领了结婚证嫁作人妇。母亲在三十七岁那年毫无选择地做了外祖母。
姐夫仅读过小学,人挺厚道。外婆后来去乡下服侍姐姐月子,与姐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来后不住地夸他是个好人,如何体贴姐姐。外婆还把姐姐从小在后母家的遭遇细细说给姐夫听,姐夫越发怜惜姐姐。但是,凭心而论,初中毕业、喜欢看小说的姐姐跟她那平时无话,只知白天干活,晚上喝老酒的丈夫在精神上是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多年以后,姐姐跟我谈心时说,因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的差异,曾多次动过离婚的念头,一想到身边拖着一儿一女,就闭着眼凑合下去了。
这一凑合就是几十年。七十年代,小煤窑解散,所有职工被遣派到一座边远城市。这是个产煤的地方,又穷又破。那儿的人我们称作“北方老侉”。但它属于地市级,姐姐一家便有了城市户口,尽管生活环境更加艰苦。夫妇俩进了同一家国营选媒厂,工厂所在的地方叫“岚风岗”,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时,觉得改叫“乱坟岗”更贴切。姐姐算是有文化的人,在办公室搞宣传,姐夫当个车间小组长。日子虽苦,倒也安宁。
我父母过了不惑之年,虽说还没大彻大悟,对面子上的事好象不那么重看,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避讳这个事实,每年姐姐一家回来探亲,也会在我们家吃中餐或晚餐,如果这时撞上家里的客人,父母也会介绍姐姐,但语焉不详。姐姐不是傻瓜,所以她很少在我们家住。
“我父亲的单位就在咱妈家的同一条马路上呢!”有一次姐姐对我说。我没见过他,头撞肿了也不认识。
后来的日子,父母都意识到过去对姐姐的不公,试图用加倍的努力从精神和经济上弥补过失和对姐姐的亏欠。这里面我感觉义多于情,母亲和姐姐之间缺乏的是舐犊之情。父母经常在经济上接济姐姐一家,但钱是无法代替感情的。姐姐是个厚道人,她没有计较过去,对我父母孝敬有加。尤其对我,完全以一个大姐姐身份,什么都想到我。我考上大学时,别人送鲜花祝语,她默默地给我缝制内衣裤寄到学校。我结婚生孩子,她没有跟着凑热闹,而是请朋友做了好几套婴儿棉袄棉裤寄过来,我打开包裹时,眼泪唰唰往下流,手缝的小儿棉袄,有钱也买不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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