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4)

（北京一家高端妇产医院内，医护人员正在照护一名新生儿。 图/视觉中国）

原标题：生育之累：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

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结构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财经》记者袁建胜高頔| 文 朱弢| 编辑

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低迷的事实终于得以直面。

2016年初计划生育政策松绑，全面放开二孩。原国家卫生计划委的估计是，每年平均将比上年多生育人口300万，截至2050年，1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增3000多万。

但现实情况是，当年新增人口1786万人，只比上年多了131万人，远低于预期；2017年则掉头向下，新增人口1723万人，比上年还减少了63万人。一个新变化是，新增人口中二胎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2％，一胎新增数量则减少了276万。不仅二胎数量难以带动人口增长，人们连一胎的生育意愿也不甚强烈。

9月，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公布三定方案，三个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都被撤销，似乎预示着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全面终结。

中国低生育率持续了近30年，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失衡，造成“生育总精力”持续短缺，改变认知方式和持续推进与生育有关的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的全面改革，才能正面促进人们生育的信心。

婚配的窘境

七夕之前，河北沧州市某县地税局29岁的公务员尹成又失恋了。

这是他第三任女友，邻县的公务员，经人介绍两人相处了半年后，双方家庭开始谋划他们的婚姻大事，谈判几轮后却崩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县城式”分手，婚礼筹备被放弃，恋人成了熟人，再见如宾，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澜。

尹成在该县的农村出生、长大，父亲做过村主任和支书。他读完大学考取了公务员，在职期间又读了研究生，父亲早早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尹成这次分手的女友是独生女，女方家里要求订婚当天要带上20万元现金彩礼，还要在邻县再买一套房子，方便未来就近照顾岳父母。尹成月工资不到4000元，家里也没有能力为他购置另一套房产。

在县水利局工作的刘辉对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觉得可惜，县城里一套房子动辄七八十万元，女方再要一套房子过分了。“彩礼嘛，农村和县城一样，男方出个18万、20万元，家庭条件不好的女方可能会留下几万块，一般是把这些钱给女儿支配，比如买台汽车和嫁妆。”刘辉说。

这两年一直在村里挂职参与扶贫工作的刘辉说：“先别说生孩子，现在25岁左右结不了婚的小伙子，在哪个村里没有一二十个？”唐山农村的一名乐队老板刘庆林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一套县城的房子加彩礼也要100万元左右。刘庆林的乐队专为农村婚嫁葬礼演出。

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经济》中就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将资源注入新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如今在彩礼之外，男方为新家庭购置车辆和房产，扩大了“彩礼”这一资源代际传递的内涵。

在尹成和刘辉所在的县，婚配成本过高有多种因素：既有择偶及分配范围受限，女孩外出打工较多等客观原因，也有计划生育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女性权利缺失等主观原因。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6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据此估算，一个拥有3个劳动力且有男孩的农村家庭，为结婚配置20万元彩礼需5.6年，再加一栋县城的房子需要28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表示，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和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无论是分配还是继承，在土地和房产等重要家庭资产方面，农村女性都处于非常显著的不利地位。

女方在未来养育孩子中也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也更有动力以彩礼和房产的形式，在新家庭占有一席之地，彩礼价格的提升，又反过来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碍。

“生育总精力”是围绕组建新家庭和生养孩子展开的，资产、时间、劳动力与亲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在农村家庭总体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生育总精力”成本的提升，让它愈发呈现出稀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