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2)

婚配的窘境是延迟婚育的重要前置条件，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对《财经》记者介绍，1990年至2017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推迟至26.8岁。

一直以来，农村及流动人口“超生游击队“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对《财经》记者介绍，农村是2005年之后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区域，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于全国总体生育水平。

清贫限制了生育力

七夕那天，佳文本来的计划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个饭，或者再看个电影，但她下班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丈夫进家门的时间是23点58分。

佳文来自河南，和丈夫2014在北京结婚，他们都是典型的县城少年，读完大学在北京闯荡，当时婆家出了10万元，佳文家掏了30万元，加上两人的积蓄，贷款110万元买了房子。老公很要强，起早贪黑地工作，三年后把岳父出的钱都还上，女儿也出生了。婆婆开始时畏惧到北京来生活，宁愿出钱给孙女请个保姆，一年之后，她还是来了。“保姆总不如自家人照顾的更好吧。”佳文说。“这也是我们觉得亏欠婆婆的地方，因为孩子让他们两地分居。”

佳文夫妇都是铁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女儿身上每月约5000元的消费已是负担不轻，一旦怀孕在公司里又会被贴各种“标签”，生育期间工资减少至少一半。“我算是不错了，产假期间每月还能有2500元，怀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里面一些妈妈产假都没有收入，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佳文说。

也是因为经历过回归职场的艰难，“北漂”李可和佳文一样坚决不要二胎。

“几年前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户，已经掏空了双方父母的家底。儿子的日渐长大，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的花费也让我们吃不消，还需要还房贷。”李可说。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和自己顺利回归职场，李可的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北京帮忙。四个大人一个孩子，挤在一套两居室里。

如果生二胎，就要换房子，车也要换大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丈夫一人身上，老人年纪大了，照顾孩子的精力有限，李可自己又要面临一场“职场断裂”：“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肯定不会再入一次坑。”

与农村不同，在都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与原家庭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距离不但加剧隔代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突出着情感链接的同时，也隐藏对养老的担忧。

在县城和乡村里，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转移资源的过程，同样在都市流动的新中产阶层中发生，双方家庭不仅更有意愿出巨资为下一代买房，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劳动力，为孩子照顾下一代。

钟晓慧说：我们首先应追问，为什么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境况？这与养老保障不足有直接关系，父母给成年子女买房、带孩子，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投资一份亲情和保障。

在城市里买房实际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责任，这既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原因，也是结果——同农村一样，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同样要求与之平衡的房产以及它所确认的婚姻与生活稳定性——这种不平衡也会延伸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女方家长的养老问题。

从结婚到生育，从农村走向县城再到都市，在过去的40年里，这是两条互相纠缠的路线，一代人的运行轨迹，都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基础，成本也随着这种流动越来越高。

在佳文和李可这里，一代家庭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足，不得不将两代家庭的“生育总精力”紧密绑定在一起。

子宫保卫战

文思在和《财经》记者聊了4个小时后赶回家，丈夫、保姆带着哭得眼睛通红的小女儿在电梯口列队迎接。

文思32岁，是3个女儿的妈妈。每天晚上睡觉时，只有大女儿肯安稳的躺在床上，丈夫和她各自在客厅和卧室里捉住尽力挣扎的“一只”，交换幽怨的眼神：生这么多，都怪你。

同样是“北漂”，文思是少数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突破“生育总精力”稀缺状态的妈妈。重点师范类大学毕业，结婚前曾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虽然自己是高考的受益者，也从事教育工作，但她不想孩子再走这条路。

文思说，这样的教育体系成本高昂，回报却有限——以透支孩子学习兴趣和动力为代价，通过各类打分体系的筛选，最终只能勉励维持父母已经完成的城市化迁徙和阶层提升。

《北京遇上西雅图》开拍的2012年，文思动用家庭的部分资源，赴美国生产大女儿，一年后的春天，那部上映48天的电影以5.2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爱情片记录。同样让人们感兴趣的是，众多像文思这样赴海外生子的妈妈们所铺陈开来的故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