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3)

一年半后，文思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已经12周，她和丈夫决定生下孩子。根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让她也没有多少选择，文思陆续在美国生下二女儿和小女儿。

他们的决定受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在上代人心中，计划生育思想根深蒂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在国企工作，坚定地认为多生孩子是农村妇女愚昧落后的表现。”文思说。

文思的父亲甚至给女婿打电话，希望他能以丈夫的身份阻止文思，丈夫的支持让她感到欣慰：“子宫是她的，我凭什么阻止？再说，我们有什么权利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

尽管家庭条件算宽裕，3个孩子的养育压力也是实际存在的，丈夫也因此辞职回家和文思搭档带娃。文思和丈夫“保卫子宫”的行动，并非情绪之举，它还触发了一个让别人看来很意外的结果——成为文思创业的动力。

2015年，当时还是文思自己在家照看两个女儿，她一周三次亲自去北京新发地市场为孩子们选购食材，邻居和朋友也找她代购，作为感谢往往会多付一些钱。文思发现，一周下来代购的盈余已足以支付家里的所有食物开销。

这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她尝试扩大规模，除了零散销售也为一些超市和餐馆提供果蔬生鲜。为了应对不断扩展的业务，她在新发地租了一间冷库，每天凌晨三四点她都要赶到新发地，亲自挑选和进货，安排工人包装入库再发货，一直到早上九点多。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文思的角度是“完整的女性权利”，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认知乃至偏见和歧视，都在加重她们的生育负担，家庭、职场与财产也都是它们发生的场域。

文思以妈妈的身份开始创业，不但理解了女性背负生育与职业的双重艰难，也理解了企业主“左右为难”的局面：“男性员工不论是否有孩子，都会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如果女性员工有了孩子，那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同样对已育女性带来压力。让文思愤愤不平的是，丈夫抱着女儿出门散步十分钟都能获得小区居民的一致赞赏，她抱着女儿出门只会被夸奖“命好”，有一个愿意带孩子的老公。

“为什么要求女性能顾家还得工作，都要是‘超人妈妈’，丈夫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家暴就是好丈夫了？”

文思总结，她身边的多子女家庭大多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夫妻双方父母家庭能够给予“锦上添花”的支持，至少不增加新家庭的养老负担。文思的父母曾是央企职工，婆婆是医院返聘的医生，长辈们身体健康且拥有稳定的退休保障。其次是多子女家庭中丈夫都乐于参与到育儿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拥有自己的公司，“生意可能没有以前好做，但是底子还在、家里没有经济压力” 。这意味着更加丰裕的收入，能够为“生育总精力”持续输入资源。

对城市职场女性来说，工作与养育孩子之间的矛盾，是她们身上的主要负担。要想城市女性的释放生育信心，在钟晓慧看来，公共政策及资源供给方面，存在两个层面的缺失。

一个层面是政府，托幼（0－3岁）普惠型的服务体系处于稀缺状态，市场的托幼服务价格非常高昂，因此需要个人和家庭投入很大经济、人力、时间等成本。此外，社区互助也是目前国内没有开发的托幼保障资源。“我几乎没有听过在中国哪个城市里的社区，父母之间互相帮忙带孩子成为一个常规做法，但在韩国和英国是有这样的志愿互助组织，也有规模不大但是成形的社会组织提供育儿协助服务。”钟晓慧说。

另一个层面是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和晋升时受到歧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情况更严重。

钟晓慧认为可以从三个方向探索。首先是补偿企业用工成本，比如政府制定减税、补贴措施，协助建立短期顶替轮岗制度等。“让企业完全承担责任，甚至谴责其不道德、不负责任的歧视女性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其次是通过建立父亲产假等激励措施，鼓励男性更多投入到家务劳动和儿童照顾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往家里交钱的角色。

第三是全社会承认女性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付出的价值，为女性提供切实法律保护和福利支持。比方，对有养育孩子压力的母亲发放儿童津贴、减免税费，为女性重返职场提供各项支持、切实保证女性的就业机会等，对家庭付出的女性能够获得补偿和帮助。

“当然还有其他思路，就是孩子的抚养及教育国家全包了，完全不需要夫妻来管。这只是理想状态，并不现实。”钟晓慧说。

相信妈妈们，相信生育力

20多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是个“神秘”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