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4)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某国家或地区，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数量，2.1是公认的平衡指标，也就是说生育率保持在2.1，此族群的总人口将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增减波动。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份文件被认为是绵延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起始。

郭志刚介绍说，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全国总和生育率在5到6之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已经降至2点多。1992年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做过一次人口调查，但没有公布生育率。

“我在一篇抽样调查文章中看到，实测生育率只有1.5多一点。当时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如果不出现重大灾害或者社会变动，生育率突然降低这么多，大家更愿意相信数据有误。”就这样，第一次生育率“塌陷”的信号被忽略掉了，郭志刚说。

从此之后，生育率就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统计怪圈”。

从1995年开始，历次的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从1.46一路下降到1.047，但最终都被修正为官方统一发布的水平，先是十几年不变的1.8，后来降到1.7，目前说是1.6。

“2007年的国家级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曾宣称：未来30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的水平最好。其实，这个1.8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数据证明是最优生育率。只是在对现实生育率的不同判断里取了个‘中庸’的估计，1.5太低，2.1又无法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郭志刚说。“尽管我们早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是政策仍聚焦人口控制，严重高估生育率，对低生育率的人口风险认识不足。”

2009年前后，彼时的计生主管部门曾谋划要放开“单独二胎”，后来又偃旗息鼓了。直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力推深化改革， 2013年11月才正式公布放开“单独二孩”。

据郭志刚透露，在计生部门召开的会议中，一些人口专家强烈建议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央的及时推动下，这才进入了“全面二孩”的第二步调整。

在郭志刚看来，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生育率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中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已经完成，现在面对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挑战，所以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即使如此，生育率也很难回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甚至连那个被认为适度的1.8生育率也很难真的保得住。

作为1979年参加过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连任原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6届专家委员的资深人口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对《财经》记者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认知背景，一是农业社会耕地和生产率提高有限的背景下，人口将成为负担，二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伸，认为人口是一种可被管控和分配的生产要素。

梁中堂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两种固有的思维早就失去了它的立足点，首先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过渡过程中，生产率作为推动经济的关键要素已实现几何级数增长，其次是实践也已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更高效的方式。

现实已在变化，政策却没有及时调整。

尹成、佳文、李可和文思的经历则是当下的“隐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即使两代“生育总精力”绑定在一起，仅凭工薪阶层的收入，婚配和生养一胎都已捉襟见肘，文思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和养育三个孩子。

郭志刚和梁中堂都明确反对诸如“生育基金”等鼓励生育的建议，在梁中堂看来，这样的政策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你现在说是鼓励，一旦进入政府工作体系，推行不下去怎么办？一定变成强制。”

梁中堂认为，生育率的高低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只有人们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收入、民生有基础保障，对未来生活有稳定的预期，才能对生育率有正面影响。

在他看来，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各个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农民或者后代进城可以务工、上学、就业，却无法顺利安居转化成市民，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起基础作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结构失衡是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人们的生育不是政府该管的工作，也管不了，经济和结构合理了，老百姓对生活和未来更有信心，生育是很自然的结果。”梁中堂说。

（本文首刊于2018年10月2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