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状元”的前半生：曾被困心结，如今想为父母而活(4)

　　吴梅在那儿住了半个月。每天，杨轩早上七点多背着包出门，下午三四点回家。吴梅问他出去做什么，他说是找工作。吴梅便每天到小区附近的公园，等他回来。帮忙收拾房间时，她看到儿子衣服没几件，知道他很辛苦，心里有些担心。

　　直到第三天时，她翻出了儿子的大学肄业证，瞬间崩溃，“辛辛苦苦赚钱给他上大学，他连一个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说会痛苦吗？”

　　等儿子回来后，她问儿子怎么没拿到毕业证，杨轩说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吴梅追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理论物理，“她不懂，觉得你现实生活都搞不定，想这个是瞎想”。这让杨轩觉得跟父母的关注点不一样，没法深入交流。

　　吴梅想让儿子跟自己回家，杨轩不愿意：“我初高中很听你的话，我现在大学（毕业）了，不会听你的话。我要在北京找份工作。”

　　吴梅只得自己回了家，这让她在之后的十年里，悔恨不已。

　　临走前，她将身上多带的一千块钱偷偷塞进儿子包里。在车站，杨轩对她说：“妈妈，你回家了我会打你电话。”但再接到这个电话，已经是十年后。

　　当年11月，杨崇也去北京待了两天，他对杨轩说：“如果想爸爸妈妈死掉，你就这样下去。”杨轩回他：“我一定去找工作。”

　　等到2009年3月12日下午，杨崇收到儿子用别人手机发来的短信，说“爸妈你们不要担心我，我在北京一切安好”，还告知了自己的地址。

　　杨崇赶紧打过去，另一个男生接了。杨崇说让儿子接下电话，对方喊了句“杨轩你爸爸打电话来了”，之后马上又说杨轩不在，随后挂掉电话。之后再也打不通，儿子电话也关机。

　　这之后，一直到2010年，杨崇仍断断续续接到银行的催款电话。他查询儿子的消费情况，发现借款大多用于购买生活用品，便帮忙还了2万多。

　　跨不过的坎

　　杨轩说不清那时为何与家人断了联系。他只记得，手机换号后，没了家人的电话，只记得阿姨（注：杨母姐姐）家的座机号码，打过去，发现换号了。

　　他匿名给县公安局打电话，打听阿姨家新的电话，没有问到。他也想过写信把联系方式寄到阿姨家，纠结许久后还是作罢。

　　杨轩说，这些年，他无数次想跟家里联系，但内心光宗耀祖的想法太过固执，“一直在跟自己较劲，觉得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他们刮目相看。”

　　失联越久，他越不敢回家，越害怕面对家人。有一次晚上做噩梦，梦到一个亲戚拿着刀捅自己。

　　牵绊，担心，害怕，愧疚，痛苦交织，“我现在都没法理解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不回来，太复杂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每年过年，他会找个餐厅，点一碗面，一个人默默地吃两三个小时，孑然一身、举目无亲的感觉，让他特别想哭。

　　毕业后，他一直在北京，只2016年去天津呆了5个月。去年4月，他离开北京到西安工作。银行、酒店、餐饮等不同行业，他都干过，基本每隔半年换一次工作，总共换了上十份，最长的只干了七八个月，“总想两三年内要干到特别好。”

　　最好的时候，他干到了酒店中层管理人员，管十几个人，工资有6000多元；最窘迫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频繁变换工作，让他愈加迷茫找不到方向，目标直往下降，“你先是想成为千万富翁，然后想成为百万富翁，再然后你想挣个几十万就回家。”

　　有几次，他不想再打工了，便和人合伙做生意。

　　《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杨轩讲到，他曾花1000元买了台20多斤重的钻机，整日背着去西三旗等地帮人拆墙，一天赚四五百块。但是客源不稳，又累，只干了半个月。他还跟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周赚了两万，有同行被抓了，他没敢再做。

　　2016年时，他拿出积攒的六七万元做一款日用品制造的生意。由于前期缺乏市场调查，销量打不开，不到两个月便倒闭了。他心灰意冷，跑去天津塘沽看海，在那儿做了5个月的临时工。

　　杨轩说，“如果毕业后我就固定一个行业的话，在外面待个十年，怎么都能到领导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