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状元”的前半生：曾被困心结，如今想为父母而活(5)

　　这些年，生病时他一个人挺着，工作不顺时，拎十几瓶啤酒，深夜11点到体育场，躺地上一瓶接一瓶地灌。日常生活简单到除了工作，就是看科幻电影，或是跟同事去酒吧。喝醉酒后，他才会敞开心扉，面对真实的自己。

　　他坚持每个月至少看一本新书，觉得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麻木。也曾尝试过写科幻小说，连续几个月下班后写，写了五六万字后写不下去了。他很喜欢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隔段时间便会重温一次，觉得书中蕴含的思想跟自己的生活态度很契合。

　　32岁的他只谈过一场半年多的恋爱。后来，有个“条件很好”的姑娘追求他，他也很欣赏对方，但觉得自己配不上，便婉拒了，后来女生出国了。他安慰自己，没那个能力，只能错过，又深感失败沮丧。

　　“一直找下去”

杨轩失联后，父母五次去北京寻找他。今年8月，杨父（右）再度赴京寻子，终于报了人口失踪。

　　在如浮萍般漂泊的九年里，杨轩不敢想，父母会怎样找自己。

　　2010年11月，吴梅一个人到北京找儿子，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随身带着北京地铁图，中午不吃饭，一直到晚上九十点再回侄子租的地方住。

　　她去儿子以前住的小区，打“110”报警找到附近的派出所，想报案。民警告诉他，杨轩身份证在用，无法报人口失踪，只能查活动足迹。

　　查到儿子曾在五棵松地铁站附近出现，吴梅便到地铁站蹲了半个月，“和他长相一样的，我一个都不放过”。地铁工作人员见她辛苦，递给她水，劝她这样是找不到的，她不想放弃，“他要是看见我肯定会认我啊，总不会放弃妈妈吧”。

　　北京的冬天很冷，吴梅下身只穿了条棉褥裤，全身都冻伤了。侄子劝她回家，她不肯，杨崇只得骗她“你回家我就跟你一起去找”。

　　2013年夏，夫妻一起去北京找了20多天。两人不识路，经常走错，地铁口都要找半天。一到派出所，吴梅就会哭着求警察帮忙。查到儿子在哪儿出现过，两人就一边堵一个口，一等就是一整天。

　　吴梅一度想去北京打工，“要是儿子真的到我面前来了，就是这么盼望着。”

　　他们联系央视《等着我》栏目，到县公安局报案，托熟人找，都没消息。不过查到儿子身份证在用，就心安点，“知道他活着，我去找他就还有机会。”

　　去年，一个亲戚查出杨轩身份证注销。吴梅一听，整个人失了神志，嘴里嘟哝着“注销注销”，晕了过去。“那时人真的崩溃了。”吴梅说，后来查出是换了一个身份证，她才缓过来。

　　吴梅不愿让人知道儿子失联了，有人问起，就说他在外面打工。每次去北京寻子，都是偷偷去，担心被人“看扁”，“生了一个大学生的儿子，还这样。”

思念儿子的时候，吴梅就在儿子床上坐着想他。腿上的围巾、帽子是儿子送的，她一直珍藏着。

　　一个人在田里干活时，想起儿子，她便坐在田埂上哭。有时晚上睡不着，就跑到老房子门口坐着等。逢年过节的时候，看到侄子侄女回家了，她会痛苦得发狂。吃饭的时候，会多拿一双碗筷摆桌上，往碗里倒酒，然后自己喝掉，“就像他在我身边吃饭一样”。

　　吴梅曾想过，儿子个性强，可能在外面没赚到钱才不回家。在北京找时，有一次听说桥下有几个小孩在睡觉，赶紧跑去看，发现不是自己的儿子，“我说儿子你回来，就是你在外面讨饭，我都喜欢你。”

　　杨崇有时梦见儿子贩毒了，被公安局抓了，进传销了……惊醒后，一摸，脸上都是泪。

　　“为他们活着”

　　回家后，杨轩感觉生活终于不再像火车般疾驰，孤独感也淡了许多，他每天陪着家人，和叔叔钓鱼，一个人看电影看书。

杨轩陪小侄女玩。

　　有媒体刊发了关于他的报道，他有些后悔，害怕亲人朋友看到“裸露”的自己。最大的担忧是母亲的病。10月17日，吴梅癌症复发住院，需要做6个化疗、28个放疗。第一个化疗做了四天，她躺在床上不想吃，也不想说话，痛得想放弃。

　　已经去重庆工作的杨轩，每天跟母亲视频，鼓励她不能倒下，以后还要看着他结婚生子，帮他带孩子——这是吴梅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