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忆,大概在81、82年,印染厂是新乡第一纳税大户,家属院三层以上的楼房都是在80年代厂子经济效益最好的时候盖起来的,那会厂里最多有2600人。
从南门走进家属院,左右两边均是五层楼房,大约有16栋左右,再往北均为三层小楼和平房。李海军一家后来也搬进了楼房,卢铁生的家距离他不远。
每天早上五六点家属院就醒了,工人们吃完早饭,再把午饭准备好,装进铁盒子或者饭缸,随后就匆匆出门。
400多个工人清晨从家属院蜂拥而出,步行前往印染厂。一路上全是穿着藏青色和灰色厂服的工人,拎着饭盒或者大白馒头,遇上了认识的人便打个招呼,边走边说,脚步丝毫没有放慢。
7点30分,厂子里的广播开始播报最近厂里发生的事或宣讲国家政策,隔着很远就能听到。而“大部队”所经之处,尘土飞扬。直到今天,厂子门口的大路上还铺满了煤渣,人群经过都不住地捂着口鼻。大路两边的树木枝繁叶茂,让通往印染厂的大道看上去有些阴郁。
8点,早班的工人接过上一班工人的活儿,在车间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卢铁生介绍,当时印染厂生产的布料有出口也有内销,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安排好的,鲜有竞争意识。
在1979年,他一个月能拿36元,1982年涨到60元,1996年200元,增幅越来越大,但也只是工薪而已。
李海军、王桂花、刘春华等人这些印染厂的子弟,在家人或媒人的安排下互相见个面,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很快就会结为夫妻,延续下一代。
卢铁生用“封闭”一词形容那时候工人们的心态——过日子只求养家糊口,不看书不读报,鲜有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男人喝酒打牌,女人吵架骂街,是家属院里为数不多的消遣。
变化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掀起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
“为什么要下岗?人多了,厂子效益又不好,必须要精简人员,提高效率。”卢铁生回忆。
在新乡印染厂改革的前夕,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改革会带来什么后果。直到有一天工人们发现,自己可能随时被组长叫去谈话,然后被告知明天不用来上班时,他们开始慌了。
卢铁生亲眼见到,有的人开始给领导送礼,烟酒、糕点,没事就请领导吃饭;有的车间里的工人工作更起劲了,希望自己能够留下来。也有一部分人,开始走出家属院,另谋出路。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1.1亿人,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为5200万人。这是第一轮下岗潮。
李海军熬过了下岗潮,他在2001年被上级调到印染厂保卫处护厂队,从事安保工作。而刘春华的前夫张保元曾经是一名军人,也于2002年从分厂调到护厂队。
印染厂保卫处关于李海军工作表现评价。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卢铁生说,当时厂里时有发生偷盗布料事件,所以抽调了一部分人,大多是当过兵或者人高马大的,组成护厂队,分两班负责安保、巡逻。
在他看来,当时护厂队算是不错的差事,比较清闲。不像改革后的车间工人,连着一个月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机器不能停人也不能停,中午吃饭也只能端着饭缸守在机器旁,每天回到家累得饭都不想做,仅在月末有两天休息。
外面风云涌动,印染厂的小世界也不再固若金汤,焦虑、迷茫、躁动的是人心,直到一起命案捅破了天。
杀人事件
2003年9月初的一天,38岁的李海军和45岁的张保元例行执行晚班巡逻任务。刘春华回忆,当时还有一个叫李永田(50岁)的人与他们两人搭班,三人中李海军为组长。
那晚,李、张两人在巡逻的时候顺便到卢铁生的办公室坐了一会,两人打打闹闹。卢铁生形容李海军是个不好讲话的人,口才很差,感情都在脑子里;但张保元则是大大咧咧,好开个玩笑。
当时,张保元已经和刘春华离婚,李海军和王桂花的感情也岌岌可危,张保元有时候开起玩笑来口无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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